人生各有长短,但终有谢幕。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搁笔“回家”了,与她真挚相爱的钱钟书先生及女儿钱瑗,团聚在天国。从杨绛先生写的告别辞——《走到人生边上》看,她一定是无憾而远行的。
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文学艺术犹如高耸入云的巨塔,一代又一代的名家大师,从生活土壤中汲取丰富的营养,累聚而成。与钱钟书先生去世时一样,人们或送上一朵小花,或转发一条短信,或书写一段文字,为其送行。无论是杨绛先生同辈,还是在校就读的青少年;无论是学界大师,还是普通群众;也无论是否读过杨绛先生的作品,人们表达的,同样都是深深的敬仰之情。
杨绛先生一生创作了许多文学著作,晚年更是成果丰硕。90岁翻译了柏拉图《斐多篇》,93岁出版散文《我们仨》,96岁作散文《走到人生边上》,深受读者欢迎,一时洛阳纸贵;102岁出版了《杨绛文集》八卷鸿篇巨著,丰富了当代中国文学宝库。杨绛先生的才情贡献,高山仰止。能成为杨绛先生这样的一代大师名家极不容易。但是,我们见识杨绛先生留下的财富,绝不仅仅是她的著作。“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杨绛先生语)。”杨绛先生自称“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人们介绍其头衔、荣誉称号,以及获过的奖项,并不多见。对比时下一些特别看重名利的文化人,浮躁得连印名片也要双面再加折,杨绛先生是何等的淡泊!
文学名家本来就凤毛麟角,像钱钟书、杨绛夫妇同为文坛泰斗更为难得。为人称道的是,成名更早的杨绛先生不仅从未沾丈夫的光,而且在钱钟书先生去世后,以惊人的毅力,整理完成了《钱钟书手稿集》,这是她在“人生边缘”作出的又一重要贡献。《围城》是钱钟书先生的名作,而杨绛先生却一点也没有书中描写的那种人生进与出的德性。这对经历了颠沛流离生活,曾发愿“只有死别,不再生离”,相敬相爱的“文学伉俪”,世所难得。
就一般创作而言,翻译似乎不如自己写作来得实惠。但杨绛先生并不这样认为,她以向中国读者介绍世界名著当己任,以极高水平,完成了多部译著,毕生的文章“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她曾感言,做翻译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杨绛先生,对自己的工作,对作者、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何等感人!
杨绛先生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得益于天资聪慧和家学渊源,更来自于她的勤奋。无论是出国求学,还是在国内生活;无论是青少年在动荡岁月里,还是耄耋之年蜚声文坛之后,她总是手不释卷。她曾说过:“一星期不看书,就是一星期都白活了。”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一书中,曾回忆新婚不久,与丈夫同赴英国留学时,自己读书的情景和感受:“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满室满架都是文学经典,我正可以从容自在地好好补习”“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架上的书,我可以自己取。读不完的书可以留在桌上。
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寥寥无几,环境非常清静。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能这样读书,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杨绛先生还风趣地把读书比作: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约见,也不怕搅扰主人。她还对人做过这样善意的劝读:“我们很不必巴巴地赶赴某地,花钱买门票去看些仿造的赝品或‘栩栩如生’的替身,只要翻开一页书,走入真境,遇见真人,就可以亲亲切切地观赏一番。”这种毕生求知的高尚境界,令人望尘莫及。
钱钟书先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把人当作书来读。杨绛先生已经淡定地“回家”了,对于她留下的一部又一部文学著作,我们只要静下心来,肯花时间,把它全部读完,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她留下的崇高人格和学习精神,却是后人永远也读不尽的。
时代造就名家,时代需要偶像。杨绛先生就是真正值得我们崇拜的心灵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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