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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飘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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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路漫,自由作家,二十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福州长乐(冰心故里),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外婆的梅花湾》荣获2012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专集《隐形的趐膀》于2011年11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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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与姚广孝  

2011-02-13 12:32:18|  分类: 历史(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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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他本可以不死,有一个俗名叫姚广孝,法名叫道衍的和尚,很为他在朱棣面前说了情
  这个保方孝孺的姚广孝,可不是凡人。燕王朱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夺他侄子朱允炆的江山,某种程度上说,这个和尚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他对于朱棣来讲,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师或者谋士这样的角色,说他是朱棣这次靖难之役的总智囊、总策划,也不过分。
  据明人笔记《革除逸史》载:朱到南京后,“未几,获文学博士方孝孺,上欲用之,示其意,执不从,遂就刑”,看来,朱的确打算放方一马,甚至,还想重用的。所以,很给大儒一点面子,召至帝座跟前,下榻握手,捧茶延坐,商量起草登基诏书事宜。朱棣本有乃父朱元璋的流氓气,但此刻依旧以国师之礼待方,显然,姚广孝的话,是相当起作用的。
       然而,一切都如和尚所料,方“必不降”,朱也必“杀孝孺”。死难消息一来,他只有双手合十,阿弥陀佛,摇头轻叹了事。因为,姚广孝与方孝孺,虽同为知识分子,却分属两类,姚是明白人中极明白的一类,绝不做傻事,方则是看似明白,其实并不明白的一类,常常倒做不成什么事。
       方不可能降朱,朱也不可能宥方,姚广孝早就估计到这出性格悲剧。但是,若不为方求情,有点说不过去,情求过了,朱也点头了,他的良心也就得到安宁。虽然他对朱说了“幸勿杀”,并没有说绝对不能杀,再说他有什么资格,对未来的皇帝下命令。因此,方不领情,是方的事,朱要杀方,是朱的事,与本人无关。我做我能做的,这是姚广孝的行事方式。我能做到的偏不做,做不到的偏要做,这是方孝孺活得相当不明白的地方。
  最后,朱棣把话对方孝孺说到这种地步:这是我们朱家的事,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方偏要管,一个劲地激朱求死,朱哪里受得了,大开杀戒,方孝孺一案死难者达八百四十七人,充军发配者不可胜计。方得到了于事无补的壮烈,气节是有的了,可多少人陪着粉身碎骨啊!古人对此也有微言。“孝孺十族之诛,有以激之也。愈激愈杀,愈杀愈激。至于断舌碎骨,湛宗燔墓而不顾。”(明钱士升《皇明表忠记》)。
  中国的所谓“士”,所谓“文人”,所谓“知识分子”,如果一定要分类,不是方孝孺式的,偏执、拘谨、认死理、不知好歹,常常采取霸王硬上弓的方法蛮干;就是姚广孝式的,灵活、圆通、识大局、趋利避害,往往以低姿态矮身段不张扬的手法达到目的。非此即彼,非彼即此,至多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历史有时爱开玩笑的,偏偏让这两类价值取向不同的知识分子,奇巧地组合在同一舞台、同一背景下,一个辅永乐,得到大成功,一个佐建文,结局大失败。所有看过这出戏的观众,都会作出自己的选择。于是,从此以后,像姚这类明白人越来越多,像方这类傻而直、呆而方、迂而正的不明白人越来越少,这或许就是时代的进步了,要是知识分子总那么傻不唧唧,还真是够呛呢!
       《明史》中描写的姚广孝和方孝孺,一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为“双眸炯炯”,“虽粗蔬粝食,视其色,如饫万钟者”的读书种子;一为“颇毁先儒,识者鄙焉”的左道旁门,一为“顾末视文艺,恒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讲学不倦,陈说道德”的一代学宗,两人几乎找不到共同点。虽然姚“少好学,工诗”,“宋濂亦推奖之”,按说,方孝孺出宋濂门下,应该与这个看来不三不四的和尚,有些往来才对,然而,史无记载。不过,一个正襟危坐,过于严肃的方正君子,与和尚坐不到一条板凳上,说不定有点鄙视和不屑,也有可能。但是,姚能张嘴向朱棣说情,其见识,其气度,就不是书呆子方孝孺可比的了。
  方孝孺应该做学问,姚广孝才是玩政治的,从他一生行状看,他是一个不那么安分的和尚,不安于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的日子,是一个迫切追求成就感的知识分子。恰巧马皇后逝世,朱元璋把儿子从分封地集中到南京来守孝,据《明史·姚广孝传》,“太祖选高僧侍诸王,为诵经荐福。”于是,通过关系,与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挂上了钩。
       这个和尚私下里对朱棣许诺:“你要用我的话,我会给王爷一顶白帽子戴。”如此露骨的暗示,连黄口小儿都猜得出来,“王”字上面加一“白”字,不就是一个“皇”字吗?朱心领神会,引为知己,遂将这位主录僧,带回北平。从此,他便成了燕王的思想库,进行反中央的地下活动的总指挥。“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燕邸,故元宫也,深邃,道衍练兵后苑中。穴地作重屋,缭以厚垣,日夜铸军器,畜鹅鸭乱其声。”
  他那时“住持庆寿寺”,但“出入府中,迹其密,时时屏人语”,朱棣当然想造他侄子的反,因为,建文帝接受了齐泰、黄子澄,还有方孝孺的削藩建议,正准备收拾他。但是,以一隅反天下,朱棣也不由得不心虚。有一天,他作对联,刚吟出上句,“天寒地冻,水无一点不成冰”,姚立刻应口而出,“世乱民贫,王不出头谁作主”。“王”字出头,即为“主”,看似文字游戏的小手段,却起到坚定其信心的作用。所以,没有姚的煽动,朱未必敢举事,没有姚的擘画,朱也未必能成事。起兵以后,靖难军经过两三年与中央军的拉锯战,姚突出奇招,建议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这场无妨说是姚广孝与方孝孺的角力,玩政治的行家,终于把只会做学问的书呆子摆平。朱棣很快渡过长江,取得天下,当他的永乐皇帝了。 所以,这位特别倚仗的心腹,出来为方孝孺求情,对于朱棣,那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朱棣起事,檄文天下,以清君侧的名义,矛头指向建文帝倚为股肱的齐泰、黄子澄,其实,方孝孺作为建文帝的老师,在他的眼中,也是参与过对他的迫害,属于铲除的奸恶之列,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姚广孝求他“幸毋杀”,居然“颔之”,看来姚广孝面子够大。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围绕在皇帝身边,有头有脸有发言权者,说一不二,使帝王言听计从者,大有人在。但伴君如伴虎,最后能够得到好下场者,就比较罕见了。姚广孝这样一个不官不民,亦官亦民的和尚,作为皇帝的宾客,运筹帷幄,出谋划策,位极人臣,倚重中枢,最后能够善始善终,实在是极为奇特的例子。
  他披的这件袈裟,固然冲淡了朱棣对他的戒心,更主要的是姚广孝深谙与狼共舞的游戏规则。越得意,越检束,越成功,越退缩,越是登峰造极,越要激流勇退。可是,能懂得这点道理而做到抽身自退者,实在太少。权力这东西,如海洛因,上瘾以后,是太难戒掉的。唐人胡曾《咏史诗》:“上蔡东门狡兔肥,李斯何事忘南归?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那个不可一世的李斯,最后的悲剧下场,不就是他“不解”进退之道吗?等到身首异处的这一天,老先生想起与儿子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逐狡兔的快乐不再,刀架在脖子上,哭悔也来有及了。
       姚广孝按《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箴言行事。靖难之役,朱棣率军“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等朱棣得天下后,论功行赏,姚为第一,举朝上下,竭力推崇,甚至到了“帝与语,呼少师而不名”的亲呢程度,他老兄还是坚持在庙里,当他的和尚,做他的佛事。朱棣急了,“命蓄发,不肯,赐第及两宫人,皆不受。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明史·姚广孝传》)
  这样一个能够扭转明室乾坤的和尚,还保持其清醒的分寸感,一生不敢越位。
  那么,有济世之志,无匡时之才的方孝孺,就缺乏自知之明了。居然在南北激战的烽火硝烟之下,还饶有兴致地引导建文帝进行复古改制的尝试,宫殿名,城门名,悉数回复古称。官制,也按《周礼》重订,本是翰林侍讲的他,改成颇有二十世纪味道的文学博士。当时的老百姓,肯定分不清他这个博士和茶楼酒肆里的茶博士,有些什么区别?大概,越没有什么真本事的人,越喜欢做表面文章,以表示那一股虚火的革命激情。“文革”期间的红卫兵,也曾经歇斯底里地将东安市场改成东风市场,将协和医院改成反帝医院,结果又如何,不过给历史添小笑柄而已。
       最不可思议的滑稽,莫过于这位博士计划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了。在明代历史上,除了方孝孺,还有一个海刚峰,都是背时的保守主义者,都好笑地进行过这种白日见鬼的讨论,可见让一个或数个严重与现实脱节的知识分子,进入权力高层发号施令,是多么致命的决定。建文帝的倒霉,多少也是他咎由自取,谁教他任用非人呢!应该说,好学不倦的朱允炆,与这位座师切磋学问,是可以的,但是把国家交给这位书呆子,那就是开天大的玩笑了。
  据明姜清的《姜氏秘史》:“初,孝孺被召入京,王叔英预以书告之曰:‘天下事有可行于今者,有行于古而难行于今者。可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亦易,而乐其利。难行者行之,则人之从之也难,而受其患。此用世所以贵时措之宜也!’孝孺好古,故叔英及之。”显然,有识之士早看到了他性格中的保守、愚直、迂腐、偏执的一面,作为一个学问家,确是好的榜样,作为一个政治家,就远远不及格了,作为一个军事家,更是糟糕得一塌糊涂。建文帝没有他这样一位精神上的导师,也许不至于最后走向自焚的死亡之途。用人不当,贻患无穷,虽然,他为建文帝殉节,死得那样壮烈,也算对得住年轻皇帝,但若是说孝孺为朱允炆的催命鬼,也并不冤枉他。
    坐镇北平的姚广孝,辅佐王子,确保后方,率大军步步进逼京师的朱棣胜利在望。而齐泰、黄子澄,加上方孝孺,书生意气,清谈误国,欲罢不能,欲战不成,弄得建文帝输不起,赢不了,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同是知识分子,姚广孝有把握全局之力,一盘棋下得无子不活,方孝孺无审时度势之能,每步棋都走成了死招。
  最可怕的,方孝孺还相信自己特棒,还要瞎指挥。第一手,他搞了一次缓兵计,派人到北平做燕王工作,赦他无罪,要他罢兵,谁知这位信使,到了那里,连大门也不敢出。第二手,他又搞了一次离间计,想挑拨燕王两个儿子内讧,哪知道事与愿违,朱棣的大儿子朱高炽把送信人和信,一块交给他的父王,以示清白。这就是方孝孺书读得太多的本本主义了,孙子兵法上有成功的例子,但到你方大军师此刻就不灵了。你不想想,南京已经不站在优势一方,北平干吗要买你的账呢?
  “燕兵遂渡江,时六月乙卯也。帝忧惧,或劝帝他幸,图兴复。孝孺力请守京城以待援兵,即事不济,当死社稷”(《明史·方孝孺传》)。历史上有很多从首都出逃,然后回来复辟的帝王,为什么建文帝就不可以?何况,朱棣虽攻下京师,大半壁江山并不在他控制之下,回转的余地还是很大的。然而,他要求朱允炆“死社稷”,这是方孝孺最臭最臭的一招了。
       尤其令方孝孺恶心的,偏偏打开金川门,不战自降,迎接燕王进京的,是他的好友,朱元璋的女婿李景隆。据《姜氏秘史》:“说者又谓孝孺与景隆父子交谊甚笃,景隆帅师北伐,实由孝孺,既而兵败,渐有异志,人多知之,告于帝,帝雅信孝孺,遂不复疑,卒成开门之变,盖不免于误国云。”
  他的学生建文帝,听老师的教导,终于跳进熊熊大火之中,“死社稷”了,那么,老师要不跟着也“死社稷”的话,还有什么脸面活在人间呢?于是,就有了《明史》上这段对话和随后的血腥场面。
  “至是欲使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效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
  方孝孺,这个历史上的惟一,“三代以来所未有也”(姜清语),倒在了血泊之中。然而,顶个屁用,连朱棣的毫毛,也未触动一根。如果方孝孺聪明一点,智慧一点,转换一下思路,从长计议,徐图报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未必就能断定未来的局面,不会发生变化,谁笑到最后,恐怕还得两说着呢!所以,以死抗争的古老做法,在今天看来,便是十分地愚不可及了。
     活着,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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