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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飘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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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路漫,自由作家,二十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福州长乐(冰心故里),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外婆的梅花湾》荣获2012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专集《隐形的趐膀》于2011年11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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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振龙——金薯流芳(十五)  

2011-01-04 11:38:48|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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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乐市甘薯生产现状

 

甘薯为无性繁殖进行栽培的作物,适应性广、抗逆性强,各类土壤均可栽培,但以耕层深厚、土质疏松、通气性好、渗水力强、富含有机质的砂质壤土为好,含有大量的淀粉、糖类、蛋白质等营养成份,有利于胃肠蠕动和消化。

1.种植面积与产量

甘薯为我市主要粮食作物之一,种植面积仅次于水稻,一般沿海沙园农地种植面积较大,产量占沿海乡镇粮食总产的60%—70%。因砂质壤土耕层深厚、土质疏松、通气性好、渗水力强、富含有机质,产出的甘薯品质较优。近年来随着经济作物的发展,甘薯种植面积逐年减少。2004年,全市甘薯播种面积442减少到4.42万亩,占粮食总面积的11%,产量1.89万吨(折原粮),占粮食总产的12%,平均亩产436公斤,但由于新品种推广和栽培技术发展,亩产提高到428公斤,总产量1.89万吨。2005年,甘薯播种面积4.53万亩,占粮食总面积的12.1%,产量1.95万吨(折原粮),占粮食总产的10%,平均亩产400公斤。

年份

种植面积(万亩)

亩产(公斤)

总产(万吨)

1949

6.44

220

1.14

1994

6.14

396

2.43

2004

4.42

428

1.89

2005

4.53

400

1.95

 

 2、良种试种、推广

2000年前我市引进甘薯新品种主要有金山57和金山72,具有优质、高产、抗病等特性,与原种新种花相比,每亩可增产约10%,现在我市种植近2万亩。九十年代中后期,我市甘薯主要推广优良品种原种新种花、金山57和加工型品种湘薯75—55。2000年以后重点推广优质高产品种金山72、福薯2号,试种特种甘薯紫色甘薯品种夏引1号,叶菜用品种福薯7—6。2002至2003年,我市进一步扩大示范优质红心新品种金山72,引进优质新品种夏引1号、甘薯金山25,在文岭、江田等镇进行试验种植。2004年以来,我市重点推广优质高产品种金山72,加大甘薯脱毒种苗推广力度。现全市优质甘薯种植比例占80%以上,主要栽培品种有原种新种花、金山57、金山72,加工型品种为湘薯75—55。

3.栽培技术

  近几年甘薯生产特点是在完善甘薯“五改”栽培技术基础上,推广甘薯脱毒薯(苗)应用技术,甘薯由于病毒病的侵染造成种性退化而影响产量,利用茎尖进行组织培养脱毒技术,进行复壮甘薯品种的优良种性达到增产增收。长乐市至2004年已累计推广面积4.9万亩,平均亩产可比常规栽培提高20—30%。


 

回家也卖不成红薯:陈振龙

豫剧《七品芝麻官》》里的经典唱词:“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出戏说的是嘉靖年间的事,比红薯引入中国的年代早了至少好几十年,辞官的即使回家也是卖不成红薯的。其实,没有福州人陈振龙,谁也卖不成红薯,大文豪、原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先生对此就深有感触。

郭沫若先生曾有一首《满江红》的大作,副标题就是“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词云:

  我爱红苕

  小时候

  曾充粮食

  明代末

  来由吕宋

  传入中国

  三七零年一转瞬

  十多亿石总产额

  一季收可抵半年粮

  超粟稷

  原产地

  南美北

  输入者

  华侨力

  陈振龙本是福州原籍

  挟入藤篮试秘航

  归来闽海勤耕织

  此功勋当得比神农

  人谁识

从郭先生写这首词的时间(1962年)反推这370年,可知福州人陈振龙从吕宋将红薯引入中国的时间是1593年(明代万历二十一年)。那么,郭先生是如何准确判断这一时间的呢?原来,1962年冬,郭先生在福建时,曾特地去福建省图书馆查阅一本奇书——《金薯传习录》。和我们熟知的《王阳明传习录》之类的写儒学大师事迹心得的书不同,这本《金薯传习录》专门写红薯的载种方法、培育过程,而且据说国际上只有这么一本存世,是难得的孤本。

当郭先生亲手翻开清朝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刊刻的《金薯传习录》,通过那些已然泛黄薄脆的纸页字行,确切的查找到:明万历二十一年五月福建商人陈振龙,在菲律宾群岛中的吕宋岛购得薯“藤数尺,并得刈植藏种法归,私治畦于纱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蕃衍,其传遂广。”——这一有关红薯传种中国最明确、具体的记载时,大文豪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诗意,挥毫写下了《为红苕传入中国370年而作》这篇巨作。以“红苕”为主角写诗词,为红薯写下这么一首广大工农兵群众喜闻乐见的词,可谓空间绝后。

头两句,颇为经典。“我爱红苕,小时候,曾充粮食。”这样的句子写出了几乎所有70后之前(含70后)群体的童年记忆。一幅带着听觉和触觉的画面闪现眼前,一只泥糊糊的手摞着一个生红薯,张口咔嚓咬下一块,两边太阳穴同时发生震动,腮帮的嚼肌都不禁颤了一下。而且,几乎所有生活在乡村、城镇、城乡结合部的小孩,都有在别人田里偷红薯的经历。当你在一畦畦红薯地中游荡,看到田地泥土高起裂开,你就无法抵挡去扒开泥土,看一看泥土下面的诱惑。这拱裂的泥土,偷偷的告诉每一个稍有农业经验的小孩子,这地下肯定有一个大红薯哩。而当扒开一点泥土,看见那饱胀的红皮时,就再也没法控制自己那莫名的食欲,只好挖出来大块朵颐一番。

也许70后的小孩偷红薯的心理,并非完全出于饥饿,更多的是出于好奇和便利。好奇的是,这种植物像是最不用气力就能成长的东西,无需打杀虫剂、无需施化肥,根本无需特别的打理,它自己就能长得胖鼓鼓。便利的是,挖出红薯,用手将泥抹去(如果边上有水沟,就洗净泥土),然后咬下一口,吃肉吐皮即可。咔嚓咔嚓地咬着红薯回家,成为那个时代非城市户口小孩的一种生活习惯。

这种遍布中国乡村大小田地的天然食物,谁也没去想,原产地居然不在中国。郭沫若先说:“原产地,南美北”;接着又说,“输入者,华侨力”。后来查资料得知,红薯的原产地是在南美洲的秘鲁。而这个“华侨”就是福州人陈振龙。

明清两代,海禁颇为严格。闭关锁国,以天朝大国自居自守,是那个时代的典型风格。“华侨”陈振龙又怎么千里迢迢,把“红薯”从菲律宾给引入中国的呢?“抓住机遇,与时俱进”,是任何时代、任何区域都适用的座右铭,陈振龙就抓住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短暂的大机遇——隆庆开海。

明代自嘉靖“倭乱”发生后,帝国朝野曾发生过一场禁海问题的争论。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放弃传统的“海禁”政策,要不要开放本国商民的海外贸易。尽管很多人仍抱着既定的“海禁”政策不放,还是有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海禁”与海寇之间的关系,极力主张开放“海禁”,以根除海寇,

其中,1564年福建巡抚谭纶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指出,“海上之国方千里者,不知其凡几也,无中国续绵丝帛之物.则不可以为国。御之怠严,则其值愈厚,而趋之愈众。私通不得,即掇夺随之。” 这则奏章大意是说,沿海各国都特别需要中国的商品(诸如丝帛等特产),海禁愈严,这些商品的价格就愈高;价格愈高,走私活动就愈多;如果走私也被查处得愈厉害,那么就只能滋生海盗了。用疏导而不是闭塞的办法,开放海禁,化寇为商;进而以商富民,以富民求强国之道——从根治海盗到富民强国,成为当朝官员的共识。1567年2月4日,明穆宗即位,改元隆庆,奏议得到批准,开放海港,进出口贸易得以实现,史称“隆庆开海”。

那是1567年的一个春天,有一位中国皇帝在福州边上画了一个圈。这个圈让半数以上的福建人,几乎一夜之间都成为“华侨”;陈振龙就是这批“华侨”中的一员。其实,在“隆庆开海”之前,他就已然是“华侨”了,只不过是属于海上辑私队要抓捕的那种“华侨”。早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二十岁的陈振龙就弃儒经商,从福州台江乘船偷渡至吕宋(今菲律宾)经商,经常往返吕宋与福州之间。那时没有合法的“行货”可卖,只能悄悄的做些“水货”生意。三年后,“隆庆开海”的历史机遇,使他摇身一变,成为合法“华侨”,他便挽起袖子,满心希望着大干一场了。

原本下南洋淘金的他,却在菲律宾被一种神奇的植物——红苕所吸引。他在《金薯传习录》中写到,“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之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他立刻意识到这种经济作物,如果引入到国内,将是一本万利的大商机。能不能在大的历史机遇背景下,抓住小的个人机遇,也只有实践才是检难机遇的唯一标准了。说干就干,陈振龙着手准备把红薯带回中国了。

直到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当了三十年华侨的陈振龙已经五十岁了,仍然在为引种红薯的事犯愁。像菲律宾这样的小国,红薯这种生熟都可以吃的天然食物是国宝一样的东西,绝不外传的。陈振龙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偷一两个红薯回国,都没能成功。据说,第一次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过海关时被查了出来,没收加批评教育。第二次把红薯的藤条编入一只藤蓝,试图拎着蓝子蒙混过关,也被查了出来,这一次除了罚款还差一点坐牢。郭沫若先生所谓“挟入藤篮试秘航,归来闽海勤耕织。”之句即是描述陈振龙的这次历险。终于在1593年5月,陈振龙将红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中,吊在船舷下,经七昼夜一路漂回福州。

1593年,陈振龙带薯种归来的这一年,福建正遭到了一次“旱魃为虐,野草无青”的大旱灾,福建巡抚金学曾为此大伤脑筋。陈振龙的儿子陈经纶献上“献薯藤种法禀帖”,汇报其父带回薯藤的经过,“敬陈种树薯利益,并呈法则以济民切”。金学曾称赞陈振龙涉险带种而归,事属义举,批示:“既为民食计,速即觅地试栽,俟收成之日,果有成效,将薯呈验。”陈振龙父子就在福州的房屋后门纱帽池边隙地试栽,过了四个月,启土开掘,番薯“子母相连,小者如臂,大者如拳,味同梨枣,食同充饥,且生熟煨者均随其便”。就这样,菲律宾的国宝——红苕,在中国落地生根,在当时的福州很快成了充饥的代粮之物。当时,明政府将这种引自“番邦”的植物,定名为“番薯”;又因为福建巡抚金学曾所倡议推广,当地人又称之为“金薯”。

据《金薯传习录》记载,儿时的乡村记忆也告诉我们:红苕的粗生贱养,即使“地属沙土”也能成活,更不必说丘陵地、红土带了;它浅埋土中,风雨不能侵蚀,“兼抗干旱”;它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在登陆福州之后,它迅即成为晚明时代那个人口庞巨、机制古老的大帝国的代粮之物,养活了挣扎在天灾人祸中的无数子民。

著名历史学家夏鼐专门写了一篇《略谈番薯》,全面考证“红苕”自陈振龙引入中国之后的国际民生之影响。文章最后总结说道:

“我国的人口,在西汉末年便已接近六千万,到明代极盛时仍只有六千万有零,清初以战乱有所减少,但是到乾隆六年(即1741年),便达一万万四千余万,道光十五年便增至四万万以上。这样的人口激增,虽然与版图的扩大、田地的开辟,及赋税的改变都有关系,但是与明朝晚年输入原产于美洲的番薯,恐关系更大。由这一角度来看,考证番薯在我国出现的历史,是有它的重要意义的。”——简而言之,没有红薯的贱养代粮之功,中国就绝成不了亿民之众的泱泱大国。

在陈振龙带回红薯之前,作官是最好的谋生手段,因为回家卖不成红薯也吃不到红薯,遇上天灾,没粮食就只能等死。等到郑板桥回家卖红薯时,红薯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快消品,生吃熟烤的红薯已经在占有上亿人口的市场份额了;再等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据农科专家测算,“今日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甘薯生产国,产量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三”。现在,红薯被精加工成苕粉、苕糖等,不再是代粮之物,更多的成为改换口味的休闲食品。——陈振龙抓住的这个历史机遇真是越长越大,和红薯的成长特性一样,粗生贱养,与时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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