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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飘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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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关于我

路漫,自由作家,二十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福州长乐(冰心故里),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外婆的梅花湾》荣获2012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专集《隐形的趐膀》于2011年11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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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抗元名将陈文龙史迹(二十一)  

2011-01-04 10:39:46|  分类: 历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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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文龙精神的历史价值

 

陈文龙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和特殊价值的历史人物。其典型意义在于他走过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进取之路(由读书而入仕);依靠自己的天才智慧和超常勤奋,获得科举状元的荣衔,实现了天下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更进一步的,他还位至将相,到达旧时代士人理想的巅峰,成为那个时代士人的楷模和典范。其特殊价值在于,他毕生的仕宦经历和宁死不屈的战斗生涯,树立了正直读书人的高尚品格,体现了中国儒学传统塑造的美德榜样,实现了那个时代有作为士人的全部人生价值。他的人生实践和个人品格,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中所要求于士人的行为规范和奋斗目标,因此千百年来他一直受人讴歌称颂甚至顶礼膜拜;他的奋斗业绩与人格精神被树为昭示百代的典范、华夏民族的精魂。以至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缅怀他的业绩,赞颂他的精神。陈文龙精神的永久魅力和历史价值到底是什么?我们以为,主要在于他代表了正义和人道,代表了民族大义和人民愿望。因为他的精神核心是爱国主义和人本主义,这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与社会实践中所提炼和升华出的“仁义”精神。

一、凸现时代精神

陈文龙之后的著名爱国者和民族英雄如文天祥与郑成功,都曾表白过自己的理想和心迹:“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他们都以做到“仁至义尽”,实现“鞠躬尽瘁”,为国捐躯,为民赴死,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人生目标。应该说,他们的坚定信仰和崇高理念,一方面来自传统的道德教育,另一方面也来自陈文龙精神的感召。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都十分相似;在外敌人侵、国破家亡、生灵涂炭的局势下,作为忠诚热烈的爱国者和坚贞不渝的战士,只有奋起抵抗,只有慷慨面对死亡,哪怕是知其不可亦为之,即所谓“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之”。也正因为明知事不可为,依然奋起抗争,其事迹之壮烈如精卫填沧海、刑天舞干戚,所以更加令人钦敬。千载之下,人们缅怀他们的业绩,还会油然而生敬意;追思他的义烈,尚觉凛然不可冒犯。

时势造英雄,是指在特殊的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中,那些具有特别的能力与品格的人,因为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担负起社会道义和责任,领导人民并与人民一起顽强地抵抗侵略者或其他历史大灾难,以自己的奋斗牺牲,树起了民族大义之旗,体现了对祖国深沉的爱,对人民博大的爱。大灾难,大奋斗,而有大功业,大节义,方可称英雄。

陈文龙生活的时代,正是元朝统治者崛起于北方草原,为实现其个人和统治集团的贪欲,极富侵略性和破坏性,宋王朝(不管北宋、南宋)的富庶发达令他们垂涎不止,因此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侵略战争,不到亡宋不止。其旨都在掠夺宋国的子女玉帛,侵占宋人的土地财产,直至取赵宋朝廷而代之,在当时条件下,这既是国家间的对立,也是民族间的战争。既然有侵略与反侵略之区别,自然也有正义与不义的分野。我们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待历史上的民族斗争、阶级斗争和社会动乱。如宋金之战、宋元之战、明清之战,作为侵略者的一方,代表的是不义和非人道,那只是少数统治者(统治阶级)在贪欲和私利的趋使下而发动的民族间的战争,双方的百姓都是无辜受害者。作为被侵略的一方,团结一心,共同抵抗侵略,都属正义和人道的行为。这种民族间的侵略和战争,只有在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利益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消除。我们必须具体分析民族间战争的原因、进程和结果,才能正确评价与之相关的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

二、恪守传统道德

陈文龙出生于名宦世家,在宋代,陈氏有“一门两丞相,九代八太师”的显赫。加上陈文龙自幼“苦学不厌”,故少年即以工诗赋而名噪郡庠。弱冠以后人乡学、进太学,渐以“能文章,负气节”而著称。由于他受的是传统儒学教育,特别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孔孟儒家思想教育,讲的是仁义道德,重的是忠孝节烈。因此陈文龙一生都以践履“节义”为己任。

陈文龙以“负气节”著名,一方面来自其官宦家庭的传统教育,另一方面也来自学校的儒家(理学)思想传授。因此,在他走科举考试道路,获取状元的殊荣之后,又得宋度宗皇帝御笔改名为“文龙”、赐字“君贲”的特别恩典。随后,他又被破例加宦。他以卓越的才干和独特的气节受到皇帝的特别赏识,形成了对赵宋王朝特别忠诚的思想,对国家和民族大义抱有特别执着的热烈情感。因此,他在对误国奸臣及奸邪小人、无耻之徒的斗争中,表现出疾恶如仇的精神和特别的骨鲠之气;同时,面对野蛮侵略宋朝国土、残害百姓的元朝统治者,更表现出顽强的抵抗精神和坚毅果敢的斗争勇气。即使在兵败被俘之后,他仍然坚持不屈不挠的态度,大义凛然地与元朝统治者对峙和抗争。他的斗争精神,既体现了中国儒家传统的忠孝节义准则和道德情操,也体现当时汉民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反对不义战争的基本立场和时代精神。这些思想和精神,都因陈文龙个人特别严厉和执着的追求而被强化和固守着。因此,陈文龙的道德观和精神世界,在当时具有典型意义和代表性。

陈文龙一走上仕途,就表现出他的特别的道德操守——正直无私和不畏权势。他首任镇东军节度判官,即坚持秉公办事,不屈不挠,不可干以私,不得通关节,以致“人皆惮之”。他受到违法者的忌惮,却得到上司的器重。在这种情况下,他仍坚持正直无私的态度,即使有权相如贾似道的极力拉拢,他也不为所动。虽受其私“恩”,却不领情,依然坚持不妥协的态度,无情地弹劾和抨击贾似道弄权误国的行径,彻底揭露贾所庇护的奸邪小人的丑恶行径:浙西转运使洪起畏迎合贾的意旨,请行“公田”,以致六郡之民破家荡产。

特别突出的是,陈文龙在元兵不断深入侵略的情况下,表现出深切的忧国忧民思想和坚决抵抗的精神。他一方面愤慨于无能将领的怯懦、失职,更愤慨于贾似道的弄权误国。他奋起抗争,不惜触犯贾似道,虽遭贬斥也不妥协。

他对自己受到朝廷的错误处置并不计较,即使在国家危难之际再被起用,他也依然慷慨成行,乐于赴任,尽管他明知:“是行也,某必死之!”可见在国难当头时,他是决心以死报国的。在朝任官,他目睹小朝廷当权者胸无大志,计较私事时,深感痛心疾首,上书批评。在元军步步进逼,守军节节溃却的情况下,陈文龙仍希望掌兵者能“收拾残兵,出关一战”,以死报国。眼见意见不被采纳,抗战无望,壮志难酬,他伤心到了极点,一气之下,请求归养,但一出国门,便心怀拳拳,上疏求还。他的这种执着的爱国精神,与屈原何其相似!

临安朝廷投降后,南安爱国军民在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的领导下,继续拥立端宗赵星,在福州即位,号召抗元。陈文龙应召为参知政事。他受命为闽广宣抚使,率军征讨漳州叛军,成功后又奉命知兴化军。在福州、泉州都已献城降元、端宗逃往潮州的情况下,陈文龙抗元意志更坚,尽散家财,募兵死守兴化孤城。而且多次斩杀劝降使者,以示抗元决心;兵力不满千人,仍能主动出击。他下令特制“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大旗,持以巡城,以激励士卒,誓死抗元。元军抓捕陈文龙姻亲,逼令致书劝降。陈文龙依旧焚书斩使,同时沉痛而坚决地复信称:“国事如此,不如无生,惟当决一死守”。“若以区区之守义为不然,或杀身覆家,鄙意则虽阖门磔尸数段,亦所愿也。”其舍身为国、舍家抗元的意志十分坚定。所以,直到陈文龙被叛军执至元军兵营时,仍踞床而坐,怒目相视,表现出势不两立的态度。这时,他所顾念的惟有百姓,故对元兵说:“速杀我,无害百姓!”对于元军的反复劝降,他都无动于衷,坚决地回答:“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理。”陈文龙被押送上路,后便开始绝食以示反抗。到杭州后,即要求拜谒岳飞庙,大恸而死于庙中。

从陈义龙的全部抗元经历,可以看出他代表了那个时代士人的职志和民族的气节。他向劝降者声称“我家世受国恩,万万无降理”,并称“吾岂不知大厦之倾,非一木能支?顾世荷国恩,官至三府,国何负予,而予负国?……?百姓要降自降,吾自死耳!”表现出出身官宦世家者对王朝恩遇的感激与眷恋,对元朝统治者势不两立的态度;同时,陈义龙作为那个时代士人的杰出代表,还表现出因接受儒家文化、思想熏陶而修养成的志节。如他在答复亲属劝降的信中称:“孟子曰‘效死弗去’。贾谊曰‘臣死封疆’。国事如此,不如无生?”“若以区区之守义为不然,或杀身覆家……亦所愿也”。对降元宋将董文炳的劝降,他大义凛然地指腹斥说:“此中皆节义文章也,状元可相逼耶?”他在被押往杭州时,离家与次子诀别诗称:“斗垒孤危弱不支,书生守志誓不移。自经沟渎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时。须信累臣堪衅鼓,未闻烈士树降旗。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心天地知。”充分表达他作为书生、士人坚贞不渝的忠烈气节,死守封疆,宁折不弯,留取丹心,以鉴天地之诚。

三、满门忠烈的意义

陈文龙沉痛而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义烈决心:“一门百指沦胥尽,惟有丹心天地知。”果然不幸而言中。他的叔叔(一说侄儿)陈瓒,也是一位抗元义士,领兵坚守莆田县城直至兵败被俘,遭车裂酷刑,终不降元。陈文龙之母,也守志不移,誓不降元,被系于福州尼寺,病无医药,左右泣下,又闻文龙已死节,其母称:“与子同死,其又何恨?”终于不治身亡。这也正应了陈义龙所说:“或杀身覆家,鄙意则虽阖门磔数段,亦所愿也”的决绝誓言。其后,元朝皇帝下诏访求文龙子孙,想录用为官,却终无一人响应。说明这一官宦世家成员所具有的人格操守与义烈情怀。

当然,陈义龙一家的死,包含有图报君思的意愿。如陈文龙所说:“设我贪生畏死,已屈辱于杭州矣。移跸三闽,存赵祀也。”“文龙不爱一身死,不爱一家死,但欲存赵氏一脉。”“宋家天下,被人坏了……大家死休,报国足。”似乎他只是为了忠于赵氏一家。实际上,在国破家亡、民族危难时刻,忠君、爱国与爱民应是统一的。因为,这时皇权、朝廷成为国家的代表和象征,成为凝聚人心、抗敌御悔的旗帜。不应狭隘地仅看作为一家一姓尽忠效死的行为。陈文龙也认为,个人守节,坚持个人高尚情操与爱民情愫并不矛盾。他和他的家族舍生忘死,保卫国家,也是为了保护百姓。在万不得已、别无选择时,他也只求一家一门的尽忠死节,其意念仍在于保护百姓。所以他有“百姓要降自降,吾自死耳”的慷慨表白;见民房发火,便有对元兵的怒斥:“速杀我,无害百姓!”说明陈文龙自守死节,认为守死不渝是个人志节,对百姓生命财产仍然关心顾念,力予保全。他的精神境界是高尚的,死节的目的在于矢志恪守自己的信念和儒家的道德准则。

  这种为一姓的王朝而牺牲个人甚至全家乃至整个家族生命的行为,在今天的人看来未必可取。因为,这不合人道主义精神和国际关系中的某些准则。但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确是符合其个人品格和封建道德要求的行为,其忠勇精神历来受到人们的传颂和景仰,其爱国爱民、至死不悔的榜样成为恪守民族气节的典范。诚然,在国内民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法律和道德准则已经发生历史变迁的今天,理应有不同的对待和处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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