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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漫——飘逸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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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路漫,自由作家,二十世纪70年代初出生于福州长乐(冰心故里),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电影家协会会员。散文作品《外婆的梅花湾》荣获2012年全国散文作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 散文专集《隐形的趐膀》于2011年11月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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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至六朝时外地文人入闽  

2010-12-04 04:58:33|  分类: 历史(转载)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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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越时期,福建火耕水耨,断发文身,被中原人视为蛇种蛮荒之地,无学术文化可言。西汉元封年间,闽越北迁之后,移民入闽曾带来先进的汉文化,但他们的数量和规模相当有限,其中较多的是文化层次低下的庶民寒族,难以推动学术文化的发展。至隋唐以前,福建邻近地区的学术进程已是几度潮涨潮落,东晋在武夷山不远的浔阳柴桑已出现陶渊明这样的大诗人,可福建,且不说找不到可以彪炳史册的文人学士,就连属于闽人自己的著作也难见史乘。即使史籍漏载,恐怕也是廖若晨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数百年里福建都是一片文化荒漠。由于种种原因,不少外籍文人曾寓居闽中,他们当中不少人虽然极力贬斥福建文化的愚昧与落后,但是,他们终究使中原文化泽被七闽,对隋唐以后福建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孕育作用。因此,这些入闽文人的活动作为历史自然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亦在我们的考察之列。
       这时期的文人多活动于福建的闽江流域,其中为宦入闽的文人更多地活动于他们的任职地区。除游宦、避祸者之外,自愿入闽的文人相当之少,就连那些游宦入闽者不少也因贬官而至,本人并不乐意。江淹入闽后虽然对闽北有“碧水丹山”、“珍木灵草”之类的美誉,但入闽之前他也曾“涕下若屑”,很是勉强。至于那些借口“建安土瘠”而被改派他地、因“南土卑湿”而辞不就任者则更是难以—二数。的确,当时的闽中被视为化外之地,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对外界均不具有吸引力。那种“行行人幽荒,欧骆从祝发”的情景令许多人滋生“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的共同感受。尽管到梁末侯景之乱时有“晋安独丰沃”之说,但是,非久居闽中者难有这种真切的体会。普遍存在于人们心中隔阂性的地理感知,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当时福建文化的发展。可以这么说,若非为了避祸、为宦,外籍官员或文人难有居闽的可能,而地方官员的差遣又往往与中央政权的统治状况息息相关。
       一些文人的游宦入闽,表面上带有某种随意性,但实际上是时局发展的某种折射。孙吴和南朝时期,中央政权皆定都南方,福建与政治中心的空间距离的缩小确实便于统治的深入,但被中央政府委派至福建的优秀文官却并不多,在孙吴时期就是这样,因为孙吴政权所掌握的人才集团很有限。西晋之后,特别是南朝时期大批文化名人赴闽任职,这是与魏晋之后全国文化重心从北向南转移的初步实现相伴随的,文化重心的转移使南方政权拥有了更充足的可调配的人才资源。再者,倘若说孙吴对福建多次用兵及用心经营是为了扩大地盘,并将它作为可靠的后方和造船基地,那么,南朝时期福建的政治意义恐不再局限于此。如果我们所掌握的文献本身无太大偏差的话,我们还得出即向福建委派的优秀文官多集中于开国之初(其他名宦也多在此间出现),宋、齐、梁、陈四朝皆是如此。来闽的文官并非朝中重臣,但南朝政权试图加强统治和发展福建的用意却可从中豹窥一斑,可遗憾的是,福建当时尚未拥有充足的发展条件,而政治腐败、政权更迭、地方割据、社会动荡等等一系列干扰因素更使它错失发展的良机。可以这么说,政治中心的南移为福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但未构成直接的现实。
       上述文人入闽对当时福建学术的推动作用不宜作过高的估计,就是阮弥之“教稼穑,兴学校”、虞愿“在郡立学堂教授”等兴学之举也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持久性。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入闽文人的成就与当时的福建文化并无必然的联系,影响也不大,但却被后代福建的学术发展所逐步内卷。江淹在刘宋元徽年间任建安郡吴兴令,大约3年光景,留下了不少抒发情志、描绘闽山闽水的优秀诗篇。这些诗篇究竟对当时的福建有多大的影响难以得知,可是有关他的梦笔山传说却是日久而弥新,直到南宋魏了翁的《梦笔山房记》中还说:“世传江文通为吴兴令,梦人授五笔,由星文藻日新”,而以之命名的梦笔山也成为后代不少闽人读书的场所。清代梁章钜在嘉庆年间所撰的《南浦诗话》中录有从唐至明的浦城诗人94家,其中单列宦游诗人一卷并载入江淹的有关诗话,以示浦人诗作渊源有自。顾野王入闽,亦有“六朝时,自顾野王讲授其中,文学以显”之说。方志的编撰是地方文化的凝结。为后人所重视。晋安郡太守陶夔的《闽中记》是福建第一部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方志,刊印时间在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年),其本虽佚,但因唐宋两代均有闽人所著之《闽中记》,宋代梁克家便在他的《三山志》中表明了这样一个闽方志的传承系统:“晋太康既置郡之一百一十三年,太守陶夔始有撰记,又四百五十六年,至唐郡人林谞,复增为之,……本朝庆历三年,郡人林世程作传于世”,他本人的《三山志》自然紧随其后。目前可知的南朝福建方志有梁朝萧子开的《建安记》和梁陈之交顾野王的《建安地记》两种。两书均以记述闽北风貌为主,原本已佚,难知详情,但它们也被后代的方志作为源头而不断提及。至于在方志之中制造出的这一时期推动文教初化的人物及其传说更是不胜枚举。就实际情况而言,这些主要活动于闽江流域的文人确实使文风披染福建,但他们在当时的影响不大,我们也难以在本土找到其文化的后继者。他们被福建学人重新提起多在唐宋以后,实是后代的学者基于历史迫溯、价值确认的需要而将其内化为福建文化的源头。追溯而来的历史连续性是带有虚幻色彩的,但是,它恰恰说明了唐宋以后渐趋成熟的福建文化试图:构造出自身独立的历史。这一“历史”未必可信,但构造的本身却独具地域文化进程的意义。
       遗憾的是,这种历史的溯源容易令人产生闽江流域就是福建文化策源地的误解,宋代闽北的文化繁荣更强化了这一印象。通常人们认为整个福建文化是由闽北而及闽东,再向南、向西扩展而逐步形成的。这一观念往往构成相关研究的基本前提,不少结论也由此而得出。就以地区的开发而言,闽北的开发较早,但福建开发的总体态势并不是闽北——闽东——闽南——闽西这样的发展序列,沿海地区是以几个河流入海口为基地扩展开的。再有,文化的发展并非同地区开发亦步亦趋,福建文化以闽江流域为策源地的观念是否合理,还有待下文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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